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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實在話，我已是很久未去看宋代那些文章及詩詞大家的文字的了，某一天深夜在自家書房里看到一張書頁上，看到這樣一句話：“我從剛會說話不久就開始背古詩，三歲到六歲對于外界的信息接收幾乎都來自古詩，現在我二十歲了，我時常覺得我不是從幼年長大的，而是從很遙遠的地方開始，走了很長很長時間。”突然間，我像是被什么東西撞了一下記憶里某個柔軟的點，心疼了一下子。

公元960年，宋代在趙氏陳橋黃袍加身后，國家在周柴的基礎上倒是立起來，雖經了“燭光斧影”之類的奇葩事兒，趙家的后人們卻是很尊了太祖爺在太廟“誓碑”中的指示--“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”，這條知識分子政策不能說不偉大，因為正是這樣的一句話，讓有宋一代的文人暫時能像一個人那樣去思考去行走去吟詩為文了。這個說法，諸位可能覺得有些奇葩，文人當然是人了，然在古代，文人首先得去入仕的，也就是先得當上什么官，這就與政治掛了鉤，這樣，文人便會有意識的去扭曲了一些自己的想法，尤其是在政權當中，被扭曲了就回不來了，就似司馬遷似的，他要表達某個不同于當時的觀點時，是得用曲筆的，不然，他可受不起第二次宮刑的了。

因了太祖爺的這句話，好歹讓宋代的知識分子可以回來做自己，可以回來做自我，天真率直單純，而這種自我的“天真率直單純”的釋放使得宋代在文化的創造力上，產生了一種不要做作，也不要刻意，率性為之的風情和性格。

這種“天真率直單純”的東西，我想，大抵可以說是宋代文章里最基本的風格的了。

我經常會覺得在宋代的文章里，他們經常會在字里行間里呈現真實的自己，可以是政治家，也可以是文豪或者哲學大師，角色的轉來轉去有時挺讓現在的我們有些頭疼，但于他們自身來說卻并不見沖突，好似所有的分裂人格都在那個時代被認可了。

當然在這里，也有一些是沒做得那么好的。我們看到宋徽宗會覺得這人比較麻煩，他是做皇帝的，卻把瘦金體寫成一種風格，在他的《滿庭芳》里有個句子“靈鰲，擎采岫，冰輪遠駕，初上祥云。照萬宇嘻游，一視同仁”。這“一視同仁”的典故大抵就是由此處來的罷。但他天天寫詞，還畫鷹，這就忘掉了那個皇帝的角色，倒真是把自己當成了一個“天真率直單純”的文人了，這個就很麻煩了，一個皇帝不去想辦法弄好民生，倒是天天吟詩作畫玩花石綱，不從皇帝這個最高危職業上掉下來，才真是奇怪了呢。當然，這在當時那個滿朝皆是風花雪月的時代背景下，說不定是一種比較好的人格魅力呢，正如那個寫小樓昨夜又東風的李煜，也是忘了自己做皇帝的本職工作，天天寫詞，詞倒是寫得一流，粉絲也很多，可卻把國家給亡掉了，我想，這是不可取的，最好的，還是兼具樣樣，都能做得好，那才是正道。

2.

這樣的，我覺得王安石、歐陽修、蘇東坡這些給趙家打工的人倒是反而做得挺好，后來的“三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”的岳武穆也是。

這里我們說一說王安石，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，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，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。他反對西昆派楊億、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，認為“所謂文者，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。所謂辭者，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。誠使巧縣華，不必適用；誠使適用，亦不必巧且華。要之以適用為本，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。”（《上人書》）正因為安石以“務為有補于世”的“適用”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，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、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。今存《王臨川集》 、《臨川集拾遺》、《臨川先生歌曲》等。

他的文章雄健宏肆，揭露時弊，簡練有力。詩歌險峭奇拔、頗多佳作。詞則風格高峻，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著有《字說》《易言》等。今存《臨川集》、《唐百家詩選》及《周官新義》殘卷等。

同時，臨川先生所提出的“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財；取天下之財，以供天下之費”，“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，故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”等等這樣率直的論述，足可以看出當時的文人已經具備了天下觀，即視野是以民生的政治主張為前提的，這在當時是了不起的觀念，因為在這之前，所謂天下便是帝王家，“率土之濱，莫非王土”。同時，他也從人性的角度關注每一個個體的生命，如《傷仲永》里那樣人文的關懷。即便如此，但他一樣可以寫出“墻角數枝梅，凌寒獨自開。遙知不是雪，為有暗香來。”這樣小清新的文藝范兒，在改革家與文人之間自由的切換，表現在他的文字里，便是自由，率直，適用，不刻意。

又如蘇東坡，東坡居士在眉山老家時是做得一手好的川菜樣式的，那道東坡肘子流傳至今，像我這樣的吃貨，現在憶起老家這道味極鮮的美食，也有想流口水的感覺。一千年前，東坡居士被下放到嶺南荒僻之地，不因為說被下放了，遠離了政治中心，就不做事了，反而去了那年頭的嶺南，有更多的機會去跟鄉下的那些遠極京師荒僻之南的人們接觸，覺得有更多的事情得做，閑暇時，在榕樹下坐坐，吃吃嶺南的荔枝。一個被下放的京官，處江湖之遠，卻不以為意，覺得荔枝好吃，“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”。那地兒的荔枝好吃，對于一個正被下放的官很重要，當然，對一個心態正能量的文人更重要，它意味著人活著不全都是為政治或為文學或者其他的內容，有一天你不能夠當官或者做其他事情了的時候，你還有別的事情可以做，比如說寫一首閑適的小文章，告訴我們這些小伙伴，這棲居處的荔枝有多好吃，然后，他又在《定風波》寫道“試問嶺南應不好。卻道。此心安處是吾鄉。”告訴我們荒遠的嶺南有多安逸。

3.

這就是那時的文人，態度是很鮮明積極的，性格也是率直可愛的。

這里有必要提一下宋的理學，朱熹發展了這種哲學流派，雖現在我們把它當成一種很教條的不太有好感的東西了，但其時，宋的理學，是在講生命，是關于生命的學問，周敦頤、張載，他們在談生命之學。周敦頤在《愛蓮說》里，其實說得很清楚，“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遠益清，亭亭凈植，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。”這是在談生命活著的態度，談生命中的寬容與理想，談在拿掉所有外在的聲望、權力、財富之后，人怎么樣才能像一個人，做好一個人，這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，即生命的本源。

宋代的文人崇尚理學，其實這樣的一個哲學體系，與后蜀跟南唐的覆滅有關，當然后來也跟金兵南下擄走徽欽二帝有直接關系，滲透了那個時代某種非常奇特而悲涼的幻滅感和流浪感。這里的“流浪感”與我們曾經聽過的《橄欖樹》里的感覺有些近似，但又有所不同。這種“流浪”，可以說是一種生命的不定形式，也可以說是身在旅途當中，不如歸去的那種情緒。